前不久,浙江宁波余姚市因为一场“破纪录”的无人机灯光秀破圈了。
夜幕降临,千余架无人机从姚江畔起飞,串联起这座古城的人文历史与智能时代的科技美学,创造了古城的新貌。
余姚是王阳明的故乡,有“阳明故里”之称,诞生了黄宗羲、蒋梦麟、沈君山等历史名人。“姚江千里海汐应,山井亦与江潮通”是古诗句中对它的描述。同时,这里还是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
穿越千百年的历史隧道,今天的余姚,已经是十足的经济网红城市。2023年,余姚以1513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列浙江省第四,县域经济竞争力位列全国第九。在赛迪百强县的研究报告中,余姚位列2023中国县域经济第十三名。
其实,这座浙江省东部、杭州湾南岸的历史名邑,早已发展成为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省内首批“工业强市”。有数据统计,余姚已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企业10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6家,包括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7家,设立研发机构企业数达872家、位居浙江省第六位,累计14项关键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显然,这座城市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停歇,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余姚在智能化产业的布局正加速推进。
2024年1月初,特斯联华东总部落地余姚中意宁波生态园,光智资本与余姚舜工集团、阳明基金设立数十亿元人民币产业基金。2023年12月20日,中意宁波生态园数字经济产业直播基地正式启动;同年9月,占地200亩、总投资约25亿元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活性包覆材料项目落地,成为继容百锂电池后,余姚市在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上“补链”的又一重大布局;2023年1-8月,余姚市新增签约项目65个,总投资额达到404亿元。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浪潮逐渐下沉,县域经济的数智化转型越来越成为数字经济的主战场。作为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的“排头兵”,余姚如何驶入数字经济的快车道?余姚走出的“余姚模式”对我国各地县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又有哪些启示?数字经济向县域下沉是否会释放更多市场潜能?
1.数字化下沉,县域经济需求强劲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格局,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直观反映了国家经济状况。
据赛迪顾问《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统计,我国Top100的县域城市,占地不到全国的3%,人口仅占全国的11%,而创造的GDP却占全国的10%。而全国县域GDP总量增至39.2万亿元,占全国GDP的38%。包括余姚、昆山、江阴、张家港等33个县域已跨入千亿GDP俱乐部,其中昆山市和江阴市的GDP就已突破4000亿元。从人均来看,Top100的县域人均GDP更是超过11万元,远超全国7万元水平。
有了如此强大的经济基础做支撑,数智化技术向县域下沉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三大趋势——
首先,县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建设城市数据大脑等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其次,数字要素向县域经济下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布局使得技术与数据越发充分,县域获取数据要素的通道更广阔,方式更多样;
最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设备及技术与县域生产、生活深度结合,将催生县域城乡数字化治理能力,重塑城市与县域的关系。
由于不同县域经济的产业禀赋不同,各地产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形成了六大典型的发展模式——
一是以余姚市、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等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
二是以晋江市、南安市等为代表的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
三是以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为代表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
四是以龙口市、胶州市为代表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
五是以神木市、准格尔旗为代表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
六是以仁怀市为代表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
无论何种模式,数字经济的渗透都对产业的聚集融合、效率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地立足自身产业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激发数字经济巨大的赋能作用,将有力推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23年,国家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中,“县域”一词共出现13次,囊括了城市规划、产业体系搭建与配套、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的进程中,余姚无疑是“排头兵”。
早在2011年,浙江省政府与国家工信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浙江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和“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启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工作。同年,宁波市政府提出《宁波市加快创建智慧城市行动纲要(2011-2015)》,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内容和要求。
彼时,余姚也顺应时代趋势,积极响应浙江省和宁波市的政策号召,编制了《余姚市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
智慧城市的建设庞杂且多样,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找到抓手,能够颇具效能地提升整个县域智能化的进程,并形成独特的产业模式。
2.寻找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合伙人”
对于余姚而言,建设智慧城市背后,更深远的一重意义是,能够推动一场城市级别的产业智能化升级。
今天,余姚已经走出了一套“余姚模式”,其关键一环,便是打造产业集聚,以数字经济为主线,数字化治理为牵引,加快构建县域数字化生态系统,促进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整体来看,推进县域经济数智化,各地城市管理者或多或少都绕不开以下核心问题:
1.重概念、轻行动,靠文件驱动,统筹机制不健全;
2.脱离实际需求,产业求大求全,缺乏差别定位、布局,发展思路不清晰;
3.缺乏长效运营概念,只求短期汇报,形式大于内容。
余姚则在顶层设计阶段就清楚认识到自身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重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创新生产工具,避免单纯复制大中型城市的数智化转型经验;结合余姚本地已经聚集的产业禀赋,通过引入特斯联这类具有资本运营管理能力的城市合伙人,助力整座城市的智能转型。
在实际的城市转型进程中,产业园区往往被视为城市的缩影,同时也是城市创新发展的有利抓手。在余姚城市智能化升级过程中,中意宁波生态园是重要载体。
2015年,中意宁波生态园正式落地,为余姚整体智能化进程按下了加速键。目前,园区已形成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数字经济三大重点产业。其中,“数字经济创新提质”更是浙江省的“一号发展工程”。
2023年,中意宁波生态园引入一家关键企业——特斯联。特斯联的到来,为该园区,甚至整个余姚的智能化进程落下了关键一子。
2023年2月,特斯联与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达成全面合作;2024年1月,特斯联华东区总部落地余姚。特斯联将为余姚发展智算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建设智慧园区,推动余姚城市智慧产业的发展。
余姚推进产业数智化转型的思路从何而来?又反映了余姚的哪些需求痛点?这或许可从山东威海此前引入战略项目的案例中窥探究竟。
2015年,三星计划把威海打印机产能全部迁往东南亚。针对三星扩大产能、降低成本的意图,威海提出“厂房就地建、产业全链条、供货零库存、配套零距离”的方案,多次赴韩国三星总部对接,最终打动了三星。
后来,威海还引入了惠普、富士、大振、亿和等整机与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聚与配套,进而实现了产业裂变、突围式发展,“留三星、引惠普”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事实上,威海此次招商动作背后,真正引入的是四个象限的能力,即产业集聚、运营管控、资本运作与生态闭环。
这四个象限能力相互协同,帮助威海解决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四大核心需求——差异化定位;发展个性化产业;重实际场景以及产业长效运营。
而在余姚布局智能产业的过程中,也存在相似的需求。而特斯联的到来,则围绕余姚的产业发展需求,带来了四个象限的能力。
从单点智能设备提供商到城市级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特斯联一直在数字经济领域不断迭代生长。
如今的特斯联,从城市智能化的顶层设计开始全盘规划,一边拓展数字经济的底层AI、IoT与数据能力,一边联合各类合作伙伴共生共建,整合化地辅助城市运营者打造智能化产业。
这套打法直击客户需求痛点——城市管理者需要的不仅是一套让城市“智慧”起来的解决方案,更看重龙头企业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带动产业整体转型的能力,最终在本地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生态闭环。
本次签约中,特斯联就将产业、生态能力带入园区。从签约的众多企业中,如:思必驰、思美遥望、上海千机、上海易行时代动力、360鲁大师控股、上海众帅机器人、东阳利维能新能源等,能看出,未来将形成以AIoT+多应用场景的可行性产业生态,加速数字经济、智能产业的直接落地。
完成生态搭建工作后,产业与生态的正常运维是一场更大的考验。例如,要解决“合理化预测产业运转、升级所需的生产要素分配,并科学助力产业及生态发展”问题,考验的不仅是城市管理者对产业的理解与思考,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可脱手的运维能力,让生态与产业能够互相促进,迭代而行。
本次签约中另一个重磅消息是,特斯联旗下的光智资本设立了数十亿元的新产业基金。该基金能够将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进行再分配,并围绕特斯联所在的AIoT行业展开资本化运作,满足城市产业布局、产业孵化和产业集聚的需求。“产业资本牵头,科技企业搭台,地方政府全面支持”是一套已经被验证有效的打法,而光智资本也成为企业赋能城市产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2020年起,特斯联打造的智慧城市旗舰产品AI CITY开始在国内多座城市落地,这不仅是对于资本运作能力的考验,同时更是对项目落地后如何科学运维的挑战。在特斯联的理念中,城市场景繁杂,环节琐碎,单点的、针对性的智能设备、解决方案并不能解决城市中的所有问题,这是城市难以智慧化的症结所在,也正因如此,需要一个统一的智能化平台来统筹管理城市中的各个智慧单元。
伴随特斯联AI CITY在多座城市的落地,特斯联逐渐形成一套“产业赋能运营-运营赋能金融-金融赋能生态-生态赋能产业”的商业模式。基于这套模式,特斯联的解决方案表现出强大的可落地性,并在多地得到验证。
2020年至2022年间,特斯联先后在重庆、德阳、武汉打造了三座AI CITY。以武汉AI CITY为例,特斯联武汉AI CITY位于蔡甸区中法生态城。结合蔡甸区深厚的生态文化及产业底蕴,特斯联武汉AI CITY集中聚焦三大产业板块发力:数字经济、新能源、新零售。
在数字经济方向,特斯联汇聚上下游产业生态,携手千余家覆盖政产学研等领域的合作伙伴,在蔡甸区共筑精细化生态圈。在重视大型科技企业导入以及创新人才引进的同时,特斯联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植,打造开放、创新的市级及省级孵化器,帮助创新企业快速增长。
在新能源方向,特斯联通过部署“光储直柔”、源网储荷一体化等技术,整合“双碳”及全场景智慧化产品板块,打造华中地区低碳智能新样板。园区先期在广场、建筑屋顶、停车场等场地布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示范,同步布设的并网设备及储能系统,提高了园区的电消纳水平,满足了园区内充电桩、照明、展示功能性设备的电力供应需求。
在新零售方向,特斯联将新零售打造成未来城市生活中活跃的经济场景,通过与移动视频领域的优秀合作伙伴携手,进一步助力蔡甸区新零售产业带建设。园区专门规划电商直播片区,搭建全面支持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的平台,推动园区内电商直播企业的繁荣发展,打造国内领先的新零售创新示范区和新消费时代下的未来之城。
多重发力之下,历时一年,武汉AI CITY共吸引入园、孵化企业近30家,打造创新创业项目50余项,成为武汉创新智慧园区的样板。2023年12月,武汉青创园亦落地武汉AI CITY,正式揭牌运营。
类似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重庆、德阳。于特斯联而言,将技术转化为城市管理者所需要的,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号召力,是其独有的优势。此次与余姚的合作,则是其对此前成功模式的又一次复制。
这个过程中,相较于专注技术方案本身的供应商,特斯联更像一个不可或缺的“城市合伙人”——既是AIoT项目技术的提供者,也是智慧园区的管理运营者,同时还是具备资本运作能力、创新孵化能力的产业号召者。
3.时代呼唤“余姚模式”
“余姚模式”背后,映射着中国数千座县域行政区数智化转型的迫切需求。
早年间,智慧城市建设初期,很多项目经费普遍侧重“建设”而非“运营”,大量单体智能设备投入后,彼此之间的数据孤岛难以打破,导致项目落地却无法有效协同运营,最终只能沦为空壳摆设,甚至出现很多重复建设。要让智慧城市真正“智慧”起来,需要立足城市原有的产业基础和真实的场景需求,从顶层设计开始全盘规划。
各地政府往往会聚焦自身已有的资源禀赋,完成顶层设计的工作。然而,到了实际落地环节,城市管理者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引入适配地方经济的上下游产业,依然有很多不可控因素。这种背景下,政府往往会倾向于选择有成熟技术、商业落地能力强且能撬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生态的智慧城市服务商作为“城市合伙人”,共同完成城市产业的智能化升级。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周汉民也曾表示:“从科技创新实践看,骨干企业的作用至关重要,唯有骨干企业强,才能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一起强。”
不过,不同经济体量的城市对智慧城市的建设需求有所不同。
北上广等大型城市数智技术及产业基础更加雄厚,综合项目体量也更大,各类项目数量更多。因此,一线城市的数智化转型需要不同细分领域的企业“群策群力”,共同拼凑出一副完整的智慧城市版图。
相比之下,以余姚为代表的大量县域城市数智产业基础和资金实力都相对薄弱,对数智化项目的持续性、落地性要求更高。
未来,县域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和产业数智化转型,注定是一个需要城市管理者和产业界共同解决的长期课题。特斯联和余姚的合作,则为此写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来源| 甲子光年
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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