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西方管理思想交流与碰撞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中国管理·全球论坛曾先后邀请拉姆·查兰、亨利·明茨伯格、彼得·圣吉、丹娜·左哈尔、赫尔曼·西蒙、理查德·沃森等诸多国际知名管理学大师，与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者及实践者展开深度探讨。
本次论坛现场，著名数字战略家、“云经济学”之父乔·韦曼发表了题为《新动能 新未来：AI时代的商业法则》的分享，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终身教授、C50+联席秘书长马旭飞的主持下，与上海创智组织管理数字技术研究院院长、C50+联合创始发起人陈春花，金蝶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C50+联合创始发起人徐少春，围绕“AI时代的商业组织：趋势与应对”展开了一场横跨东西方管理智慧的巅峰对话，共同探讨了AI与企业融合的路径、管理者如何应对AI时代的商业变革与组织重塑等话题。
范式重构：AI重塑商业逻辑与管理体系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AI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工具，而是成为驱动商业格局重构、组织形态演进与价值创造模式革新的核心力量。
徐少春用“兴奋”形容自己对AI时代的感受。他表示，人工智能是伟大的技术发现，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群体社会”到“群体链接”再到“群体智能”的关键跃迁，并指出AI正引发金蝶的“第四次转型”，即企业管理AI转型，而这次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将“十倍甚至百倍于上一个云计算时代的转型”。在他看来，AI时代的核心是“智能体与人的协同管理”，企业需重新定义人与智能体的关系，构建全新的管理体系。
陈春花的感受则更为立体，在兴奋之外，还包含着紧张与敬畏。她表示，AI的到来让人类清晰地看到自身的局限性——既有经验的束缚，也有探索未知能力的不足，但同时也让人类拥有了突破局限的可能。AI能大幅提升个体与组织的能力，尤其在企业级应用与工业制造业AI平台领域，其发展速度与想象空间远超预期。对于管理研究而言，AI带来了大量新场景，为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
乔・韦曼从技术演进的本质差异切入，厘清了云计算与AI的核心价值，强调了AI作为一个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变化。他指出，云计算的本质是“经济资源模型”，企业通过“租用”而非“购买”基础设施，实现成本与效率的优化，像一个“资产策略”；而AI更像是“软件即服务”，能为企业添加“创造商业价值的核心功能”，像一个“功能策略”。
AI+管理：构建人机共生管理体系
当AI从工具升级为战略核心，企业所面临的已不仅是“如何用AI”，更是“如何成为AI驱动的组织”。
面对如何实现AI与管理融合这一问题，徐少春提出了“乘数效应”的设想，“海信有4万名员工，还有几万甚至10万的智能体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这会产生一个多大的乘数效应？”他详细拆解了企业AI转型的两大维度：业务转型与管理转型。其中，业务转型覆盖四个方面：运营模式从“日常运营”转向“战略执行”，让智能体替代重复性工作，员工聚焦战略监控；产品形态从“传统产品”升级为“智能体产品”，让产品具备自主感知、分析与决策的能力；商业模式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订阅模式或按结果消费”，实现持续价值交付；生态体系从“单一合作”走向“智能共生”，激活经销商网络的巨大能量。而管理转型则聚焦三点：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形”转向“神经网络型”，打破部门边界、消除中间层级，提升信息流转效率；人才竞争从“数量竞争”转向“高密度竞争”，聚集熟悉AI技术的年轻人才，激发创新活力；管理者与领导力从“有形管控”转向 “无形赋能”，领导者需为智能体与人提供精神激励与情绪价值，推动团队主动突破。
陈春花则强调，AI的“自主生产力”是改变管理的关键变量。她指出，传统管理中，管理主体只有“人”，信息与数据仅作为辅助工具；而AI时代，管理主体新增了“智能体”，且这一主体具备自主产生生产力的能力。因此，“AI+管理”有个很重要的落脚点就是“塑造新质生产力”，而这需要从三方面调整管理实践：一是组织从“它驱动”转向“自驱动”，摆脱传统制度与命令的束缚，构建能自主迭代、自我进化、自我驱动的有机组织，契合AI的智能进化特性；二是设计“人机共生的管理结构”，未来可能出现“智能体作为上司”的场景，企业需搭建适配的管理体系，让人与智能体高效协作；三是激活人的“个性化能力与成长”，AI能让员工直接调用组织的知识与智能，打破“经验积累”的成长路径，实现能力的快速提升，这既符合管理“实现绩效”与“激活人”的双重目标，也让管理效能得到质的飞跃。
中西方企业数智化转型：共性引领发展，差异彰显特色
在全球数智化转型浪潮中，中西方企业虽面临相同的技术机遇与市场挑战，但因文化背景、发展阶段与战略重心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转型路径。
在对比中西方企业转型路径时，乔・韦曼对中国企业的数智化转型给予高度评价，他坦言“来到中国就像步入未来”，从青岛海底隧道、磁悬浮列车到上海中心大厦，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新技术应用落地方面的速度与力度，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他认为，与西方很大的一点不同是，中国企业的转型优势在于“长远视角”与“员工关怀”——更注重长期战略布局，而非短期利益，同时对员工的成长与福祉给予高度关注，这种文化特质让企业在数智化转型中更具凝聚力与执行力。
在共性方面，乔・韦曼指出，中西方企业均处于AI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中国在机器人技术领域领先，美国有特斯拉等知名企业，中国也有小米等强有力的竞争者；两国都高度重视科学与技术创新，将其作为推动GDP增长的核心动力，且都在积极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为技术研发与企业转型注入活力。乔·韦曼还谈论了创新与GDP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而其恰与全球经济学界的前沿关注形成呼应，就在上周，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学者，正是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管理者跃迁：从“控制者”到“共生设计师”，重塑领导力内核
AI时代的商业变革与组织重塑，对管理者的角色定位、能力结构与思维模式提出了全新要求。面对AI时代的商业变革与组织重塑，管理者应如何应对？
三位嘉宾不约而同将焦点都转向了领导力的转型。
徐少春认为，管理者的重要任务是“自我管理”，他倡导“向年轻人学习”，他指出AI领域的创新多由年轻人驱动。同时他还倡导跨界学习，通过观察优秀企业的实践，领悟智能时代“关爱之心”的重要性。他以海信为例，其国际中心内的咖啡交流区、理发服务等设施，体现了对员工的深度关怀，这种跨界的组织设计思路，能为AI时代的管理提供新灵感。此外，他认为要保持初心，要有关爱之心与慈悲心，强调无论AI如何发展，人类的良知与对他人的关爱不会改变。管理者需关注AI带来的“人工智能鸿沟”，帮助被替代的劳动者转型，关怀弱势群体，以人文精神平衡技术发展。
陈春花从能力与责任双重视角，系统性地勾勒出新时代领导者的三重角色：一是AI的“实践与迁移者”，以身作则推动组织转型；二是组织“架构师”，能够巧妙地将AI、业务与组织价值融为一体；三是“关系重构者”，能重塑个体、团队与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她同时强调，领导者的“责任感、使命感”与“承担鼓舞人心、激活人的作用”是永恒不变的内核。
乔・韦曼则表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管理者和领导者的传统区分已不再适用。在变革时代，从CEO到员工都需要既是管理者又是领导者，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工作更好，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产出更好，我怎么样让我的队友和端到端的流程更有质量”。他特别强调“利益相关者一致性”与“共同的使命感”是激发组织活力的关键。
未来图景：中国管理模式的全球崛起
AI时代为中国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企业在数智化转型中的实践经验，正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与方法论。
徐少春坚信中国一定会诞生世界级的管理理念、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中国管理模式一定能在全球崛起。
陈春花认为要回归管理本质，运用人工智能更好地体现常识，并表示相信人工智能会带来全新的可能，也相信中国企业的实践可以创造全新的价值。
乔・韦曼对中国管理模式的未来抱有期待，尤其赞赏徐少春的“人文视角”。同时他指出AI可以帮助CEO更好地思考战略可能性，提升领导力与生产力。
站在AI与管理融合的历史节点，三位嘉宾的发言共同勾勒出未来组织的进化图谱：当智能体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当领导力演化为生态设计能力，当管理学回归人文本质，商业组织将进入“共生型组织”的新纪元。
